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当政者国民党的极大不安，并展开了对根据地的多次围剿。自1930年开始，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正确指挥下，中央苏区先后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此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执行了“左”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并把毛泽东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各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之前的积极防御方针，采用军事冒险主义，加之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历时一年的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遭遇失败。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葬送了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向西转移，由此拉开长征序幕，开始了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力量，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和中共中央分局，以陈毅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革命斗争。

蒋介石起初根据情报摸清了中央红军的意图，在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集结大量兵力组成四道封锁线。10月21日晚，中央红军在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一带突破国民革命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携大量辎重沿粤赣、湘粤湘桂边缓慢西行。11月5日至8日，突破了广东城口与湖南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13日至15日，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25日，中央红军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西渡湘江。中央红军面对国民革命军全面进攻，于11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5天，从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间，才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异常惨烈，红军伤亡惨重。此役结束后，出发时的8万余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多人。

1934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12月11日，中央红军长征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蒋介石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筑成第五道封锁线，妄图趁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之机，一举“围歼”。在此危急的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情况，纵观全局，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军委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红军改变行军计划，急转贵州，于12月14日一举攻克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即黎平会议。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即《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指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草塘)召开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这就是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进行休整。1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确定日后的军事、政治方针。会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和红军，是长征乃至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

1935年1月28日至2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贵州土城与国民革命军郭勋祺等部队激战，双方损失惨重，一渡赤水。2月28日，再占遵义城。3月21日，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史称“四渡赤水”。3月29日至3月31日，南渡乌江。4月25日，进入云南，分三路西进。5月9日，在云南皎平渡渡过金沙江。5月25日，中央红军先遣队自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强行渡过大渡河。5月29日，占领四川泸定县泸定桥。这时，可以说红军基本甩掉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1935年6月12日至7月7日，中央红军部队翻越四川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夏雪山、昌德山、打古山。8月29日至8月31日，全歼堵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后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因为张国焘坚决南下而反对中央的“北上路线”，冒险度过大草地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又被迫分裂。9月17日，激战腊子口，进入甘南哈达铺。10月7日，翻越六盘山。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今陕西吴旗县），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

在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期间，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也进行了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两万余里。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保存力量约3万人，红军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涵盖了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后组成）、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各中央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撤退和转移。

在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长征：“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古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

长征时期目前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最艰难、最困苦的时期。以中央红军为例，平均每天行军37公里，在中央红军365天的行军途中，15个整天在打大决战，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途中，18天用于夜行军上，红军仅休息了44天。路上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渡过24条河流，经过11个省，占领过62个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平均每行军1公里，就有三四位红军战士牺牲生命。长征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逆境中坚持理想信念英勇奋斗的历史。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正如张闻天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的标出了他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所谓长征精神，即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即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即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即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即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董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