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经济交往对象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经济交往面很窄，不利于国家的发展。“文革”结束后，深受封闭之害的中国将目光投向了整个世界。

197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了国家计委呈报的《八年引进规划》（即《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同意在五五计划后三年和六五计划期间，除抓紧1973年批准的“四三方案”中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解决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问题。从1977年上半年起，轻工、地质、农业、冶金、兵器工业等部和国家经委即派团赴欧美日本等国参观访问。从1977年冬开始，中央陆续派出高级代表团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考察、访问。在1978年7月至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对访问团提交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此后对外开放大大推进。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表示，根据中央“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同意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以便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同时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充分结合起来。这份报告当即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1979年1月3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谷牧等听取了彭德清（交通部副部长）、袁庚(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的汇报。李先念赞成他们的设想，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地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李先念同意在宝安县南头半岛尖上划出一块2平方公里的地段,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2月2日，谷牧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商议落实。谷牧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的意见。指出：在蛇口设厂经济上要享受香港的待遇，进出自由。会议一致同意在蛇口办工业区。7月20日，响起开山第一炮，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蛇口工业区正式诞生。

在此之前，中共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已经积极进行扩大对外开放、发展经济的探索。在1978年冬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福建也提出，要利用侨乡优势，吸收外资、侨资，放手大搞出口贸易，为发展福建经济创出一条路子，并建议开放福州、厦门等港口。中央十分重视这些意见和建议。1979年4月5日至28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习仲勋、杨尚昆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广东、福建两省，就关于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四个“出口特区”问题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报中央审定。6月上旬，广东、福建两省先后向中央呈送报告，提出设立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业。”华国锋赞同、支持试办特区，经他圈阅、批示，7月20日，正式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特区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1980年3月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试办“经济特区”。在特区内，在维护中国主权、执行中国法律法令等原则下，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吸引侨商、外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

为了给“经济特区”的举办提供法律依据并指导与规范人们的行动，1980年8月，叶剑英委员长主持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此，“经济特区”由国家立法而正式诞生。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很快进入有序运作的轨道。经济特区启动建设的初期,它的积极作用就显现出来。1979年广东省外贸出口创汇创历史最高水平，比1978年增长32%；福建省1979年外贸出口也比l978年增长30%。

但在经济特区举办过程中，也遭受了非议。1984年初，邓小平先后考察了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调研过程中，针对社会上对特区的争议，他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给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考察回京后，他与胡耀邦、万里、杨尚昆等人谈话时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负责人及有关省区负责人座谈会，着重就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具体政策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进一步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继而在1988年初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河北省环渤海湾地区和广西北部湾地区的234个县市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使中国在东部沿海地带由南往北共1.8万公里长的海岸线地区形成了一大片狭长的沿海对外开放前沿地带。这个开放地带横跨11个省、市、区，包括近300个市县，2.2亿人口，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我国由此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海南岛的开发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1980年6月底至7月初，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海南岛问题座谈会。7月24日，国务院批转《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明确提出对海南要放宽政策，把经济搞活，在进出口贸易上可给予较大的自主权。1981年9月，广东省政府专门作出《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的几个问题的决定》。1983年1月，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先后视察海南岛，探讨加快海南岛的改革开放问题。2至3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托，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集中讨论了加快海南开发问题。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等经济特区后与胡耀邦等人的谈话中提出：“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根据这一精神，1984年5月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扩大其自主权限。1986年8月，国务院又决定赋予海南行政区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实行计划单列。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第一次向世界宣布：“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议案，决定设立海南省，批准海南全岛作为经济特区，并在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8月25日，海南省正式成立。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海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中央决心对上海进行开发。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论证，1990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是我们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后来，随着“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战略决策的提出，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外开放更加深入。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 沈传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