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长期推行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市场发挥不了应有作用，企业没有积极性，工人农民积极性也不高。“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是市场化。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了。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改革试点最先是从四川省开始。1978年10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选择在不同行业中有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企业进行扩权试点。对这些企业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指标，允许在完成计划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量基金。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经济建设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着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认真改革。会议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

1979年3月，陈云这位长期管理经济的领导人也撰写了一份关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提纲，指出，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市场调节。以后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但也要有市场调节，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另一位长期管理经济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支持。在这一年，邓小平在会见一位美国客人时甚至说出“中国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概念。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同时要适当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管理经济的积极性。根据这次会议精神，1979年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逐步地开展起来。同年6月25日，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刊登广告，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产品不经物资部门收购入库，不占用国家流动资金，而由用户直接订货，这一举动对探索产销结合的新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取得初步经验基础上，国家经济委员会等六个部门作出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的决定，也受到了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和增产增收的效果。1979年7月份，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指导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这一改革取得良好效果后，企业改革逐步从扩权向实行经济责任制方面扩展。城市经济改革不仅是企业扩权，还包括其他领域的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财贸管理体制、税收体制、金融体制等等。

但这个阶段，显然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这个阶段从1978年一直坚持到1984年。尽管在此期间，有经济学家提出要实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等观点，但没有得到中央认可。尽管在经济运行中，部分地区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政策，但还是没有敢大张旗鼓，而是在私下里悄悄进行。

1984年，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这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决定》指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决定》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就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确认我国经济的性质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决定》强调：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就需要解决好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关系。要给企业以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要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必须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要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要充分利用和开拓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

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表明了“我们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成为指导我国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决定》提出的关于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邓小平高度评价这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他指出：“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如果按照决定所制定的方针走下去，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加快”。

1984年改革最大的特色就在于突破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的观念，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目标，实际上就取代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既定计划。但如何实现二者的结合，国内很多人包括中央领导人也不是很清楚，邓小平也一直在思考，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他说，以前我们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观点，突破了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的争论，距离市场经济就差一层窗户纸了。

1989年至1992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东欧、苏联等国的执政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国内也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对此形势的判断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走势。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改革不彻底引发的，解决问题还是需要深化改革；有人则认为，这是中国搞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对市场经济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在此重要关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说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可以用。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江泽民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14年的探索，理论的创新，最终中共打破成见，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路。1993年，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规定的文件，按此框架搭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按此图纸，中国人一干就是十年。2003年，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至今又近十年时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渐成熟和稳定。

有人问，市场经济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吗？但无疑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具有一些特色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信奉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的四个字并非多余，而是画龙点睛。目的就是要控制减少市场经济自身的自发性、滞后性等缺点，使市场经济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但又对其根据情况进行宏观调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已经搭上了市场经济这趟列车，能不能开的好，还要靠大家的智慧，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这件事情既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干过，也只能是摸石头过河。但现在也需要顶层设计了。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 沈传亮